（一）

据有关资料记载，东汉时梵净山已初步开发，时称“三山谷”。北魏郦道元所撰的《水经注》中称作“山牾山”。后改为“梵净山”，当地俗称新金顶为“饭甑山”，《黔南识略》中说：“梵净山，山形上大下小，若釜甑然，相沿讹称，亦非无自”。“梵净”二字，系佛家惮语，非象形化命名。最早流入佛派为净土宗和临济宗。梵净山多以釜顶作为中心标志，按《安化大堂碑记》载：“梵净山广袤千里，绵延数百、向为佛圣禅居”。

梵净山的佛教由来已久，就以明万历由李皇后所倡重建的金顶为例，从都司道到布政司，各级协调，曾经“灵驰于两京，倾动于十三布政，劳旌于抚按，频顾于道府”，明初赐钦命僧妙玄重建金顶正殿，在险峻的金顶山左右各建一殿，中修一桥，突出了佛文化接于天地之间的内涵。左为弥勒殿，右为释迦殿。清代印江诗人廖云鹏形容这条佛道为“金刀劈破佛分殿，铁索牵扶人上天”。记的就是弥勒释迦二殿的地理位置。金顶峰，在明代以前亦建有寺庙，明初不知是第几次重建，而并非始建。屠隍故称此山为“金鼎”，远看和近看都形若一宝鼎耸于老山与凤凰山交界的脊梁上。佛家用以佛梯铁索攀援，越险道得以真经，以此而命名的“万卷书”“晒经台”“拜佛台”“接引佛”等，出神入画，卢列深山，定位佛家地域标志，让其佛文化传之久远。

梵净山香火旺盛，除僧尼众多外，另有梵净山周边山民虔诚信佛，使部分庙宇得以维修，古刹名胜得以恢复。至清乾隆时期梵净山数万亩风水宝地，已为寺庙所控制，就以明万历间所赐封的皇庵天庆寺为例，经过不断购置，不断扩大，到乾隆年间仅天庆寺就有庙地超过二万亩，除原始森林不能耕种外，可耕地每年收佃租大豆都有数百担，在赐封的皇庵和名脚庵中，当地群众至今还记得世代流传的顺口溜：“天庆寺的豆子，护国寺的点子，承恩寺的银子，坝梅寺的谷子，太平寺的女子。”

（二）

明神宗万历帝是个荒淫无度、不问国事的皇帝，追求糜烂生活，他想在死后继续过皇帝生活，在世时拼命营造自己的坟墓，历时六年，花银八百余万两，相当于当时两年的财政收入。万历后期，中原一带连年天灾，人民生活不堪忍受，万历帝不是去寻找治国之路，而是“遍访仙迹，广树宇栋”。为修庙建寺其母李皇后更是“挥金无度”。明万历四十六年（公元1618年）李皇后、偕李芝彦等皇宝要员若干人为重修梵净山古刹题写碑序，共一千三百余字，现存于梵净山金顶脚下。

通过这次宫廷倡修，皇室参与，除金顶古庙得以恢复外，还新建了承恩寺、九皇殿。自此，梵净山地区所属各庙香火日渐旺盛，持续达二百年之久。

保持旺盛朝睹，山内外安定达二百余年以后的清咸丰五年（公元1855年），梵净山暴发了一场以反官府赋税为核心的农民反抗武装斗争。清光绪二十二年撰刻的《梵净山碑记》中载有“咸丰五年，赵逆作乱、据山以叛，尽将庙宇烧毁，遂至片瓦无存，自此香灯冷落，人烟寂寞”。此时被毁的梵净山庙宇，并非田瑞龙义军所为，而系清军在清剿义军时，为捣毁义军据点，大部分庙宇被清军所毁，西部钟灵寺以上庙宇已荡然无存。

正当梵净山佛事稍加平静，部分庙宇得以恢复的时候，清光绪元年（公元1875年）三月，又有刘盛所率的太平军一支残部，从岑巩县的马鞍山退至梵净山。初来之际，这支不足六十人的队伍，尚能顾及当地僧民利益，“不劫民财，不掳民妇，昼伏夜出数十里打大户，星夜而归”。得到当地僧民拥护，使队伍得到逐步扩大，已发展到三百余人。后因人多，给养不足，加之义军内部分歧，惰性者日渐增多，主帅刘盛残废，最后这支军队堕落成不得人心，众目所指，人人摒弃的孤军，烧杀劫掳，民愤极大。光绪六年六月被清军剿灭。自清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在梵净山西部半山的护国寺附近，设立护国营署，建立都司衙门，环山设八汛，配备汛兵二百余名实施保山护庙，至中华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裁撤。

最后一次规模比较大的毁庙并非刘盛活动期间，多数庙宇是在清剿之时，多因彼此争夺据点而烧毁了大量的庙宇。

上溯梵净山地区的庙宇，到底可知的有多少？根据现存庙址文物碑记记载，对此，笔者又在梵净山地区进行过详细了解，其庙宇仅分布于山体西北部的就有大小庙宇50余座。

宋元时期的庙宇经过后世整修，朝观者经久不衰。据《元史释道》记载：“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者，无所不用其至”（引自《元史》202卷）。当时，元朝统治者为了实现中国的统一，顺应幅员辽阔。风俗各异，信仰有别，对各地各族的宗教信仰，一律实行保护政策。

到明代，僧侣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，深知皇室尊教的弊端，对教会进行了全面的整治，指出“弥勒佛，白莲社，白云宗等会，一应左道乱正之术。或隐藏图像，烧香集众，夜聚晓散，佯修善事，煽惑人民。”（引自《大明律、礼律》）、明初制定的法律规定，首先是禁止用信教形式集社、集会，或进行政治性煽惑宣传。《明律》中有严格管理制度约束僧尼的行为，还对僧尼的名额加以限制，“凡僧道，府不得过四十人，州不得过三十人，县不得过二十人，男年非四十以上，女年非五十以上者，不得出家。”（引自《明史》第74卷）。寺庙殿堂人员一旦限额，规定四十岁以下的男女僧尼一律反俗。

这一时期梵净山的僧尼在全国锐减的形势下反而增加，其原因是：梵净山向为五属之地，在其山体范围内，明代初期主要受思州宣慰司和思南宣慰司统领，以下有思邛江长官司、朗溪蛮夷长官司、提溪司、省溪司、乌罗司、平头司，这些县级长官司直接管理。在宋元时期，这里的土地，庙产已成固定格局。当时以州、府、县、司划定的僧人名额，梵净山作为佛教开发领域的地盘较大，缺员较多，基本上不得裁减。其二是：梵净山系西南边陲，中原一带的僧侣，借裁减之机大量涌入。其三是：当时的梵净山就具有相当数量的庙宇的规模，依庙定员增加了大量数额。当时的统治阶级对偏僻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宗教政策有所区别，目的是为了以宗教文化的交流来扩大经济交流，促进繁荣。按当时的法律规定，未“改土归流”和未设县份的地区不得参与科举 考试，但对于僧侣又有特殊的优惠政策，经济上承认宗教徒的某些特权，比如豁免差役、赋税，给予适当的固定土地等。政治上准予僧侣进入科场，通过考试宗教经典来获得“度牒”（一种相当于六品的官职），入选者称作“二司官”，编入户部编制。这一时期的梵净山僧侣文化素质相对较高，经书也较齐全，建庙选点也很考究，是梵净山佛教的兴盛时期。

梵净山的古庙群为什么多分布于西北部，因为东南面多隘，林深、坡陡，险不可攀，香客无路可上，登山朝拜者多取道于西北上山，西北部路道平坦，景点众多，适宜老幼登山。庙宇林立，一路幽香萦绕。

明末清初梵净山地区各种教会不断兴起，同时也有部分佛教徒加入，其中灯花教势力最大，清道光至咸同年间，大批的灯花教徒加入红巾军、白巾军，拉起反清大旗，举行起义，声势浩大，席卷湘鄂川黔滇数省，震憾和动摇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，因而清王朝除对这些教会严加限制以外，对参与起义的教徒加以残酷镇压，与其相反，佛教势力得到了相应的发展。据《黔南会灯录》记载：“黔居边鄙，佛法罕闻、明末寇乱、四方禅侣咸避此地乞食于间，或著衣持钵，不坠家风，或挂板悬锤、洪宣法教。”教徒在那兵荒马乱年代，铤而走险完全出于无奈。在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中阐述了同一问题：“明季黔南传灯之盛。因知有原因：一、佛教复兴；二、中原丧乱也，二因缺一不能成其盛。”

印江地区参与灯花教活动最盛者是在梵净山西北部的朗溪、合水、木黄一带，传教士系湖南镇竿的刘白毛、刘义顺是总头领，因为灯花教徒从一般活动到军事活动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梵净山地区各寺庙中佛教徒的佛事活动，住庙和尚日渐减少，致使香客不敢进山，造成部分庙宇凋零冷落，由复兴又变成衰落，到民国初年香火才有所恢复。

（三）

另外，梵净山周边各州府县及长官司居民，无论是汉族、苗族或土家族，均受佛教文化影响较深，除部分佛教徒外，民间的宗教信仰都以佛教为主，民间信佛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习俗，成为世代相传的传统信仰，主要体现在下列诸方面：

一，民间均有教育子孙后代要以“善”为本，以“慈”为根。黔东或黔东北地区普遍时兴民间“吃素”，表示对佛教的信仰，便成为民间信佛的一种简单方式。吃素形式分长素、短素、季节素、重大节日素等。所谓吃“长素”，即一年四季不沾浑食，不吃动物油、不吃禽类、蛋类、水产类，表示为佛家弟子中的不杀生。短素者，每月初一、十一、二十一不沾浑食；季节素者每逢二月、六月、九月不沾浑，时日素者，即每逢过年过节不沾浑食。

二，梵净山周边均有赶庙会作为佛家传统节日。民间赶庙会，除了信奉者外，佛教文化的渗透多数情况是通过庙会形式进行的，有的已引伸为感情交流形式，未婚青年婚恋时节，多以对歌、对诗、对联、猜谜考试对方，以择定对方聪明程度、家境情况、忠孝仁义，为人是否慈善。另外在确立关系之后，又付之神灵保佑，对神发誓，对佛焚香许愿，立下海誓山盟，以促成婚恋稳固性。

三，民意信奉方面，除信奉古代佛神外，对于那些他们觉得可以称神的人也加以崇拜敬奉。将想象人物塑像供奉在家中加以朝拜，如印江民间广为崇拜元代湖广军民总管李显忠、郑刚忠，在一些地方称为总管菩萨，立庙立寺供奉。对于强宗大姓中的旺族将其入黔始祖划入佛教徒行列，如飞山庙，就是为纪念杨氏入黔始祖杨再思即杨飞山所建的。张恢庙，是张氏族人为纪念张氏入黔始祖张恢所建，在黔东北梵净山地区还有为严罗唐冉四大姓入黔始祖所立之庙称为“四官庙”，所供奉的四个神像称为“四官菩萨”等。

四，民间挂牌信佛和弘扬佛教文化的如：在民间正堂之外悬挂大匾或用石灰粉成夹墙上书“积善堂”“积善之家”“慈善厅”“积德之家”等。

五、民间自立神位，诸如米神婆婆、月亮菩萨、太阳菩萨、火闪菩萨、雷神菩萨、灶神菩萨、土地菩萨、五谷神、梓神菩萨、打路神、48凶神、36恶煞等，有的供奉家中正堂，有的在村边立一小庙。梵净山地区土地庙特别多，梵净山北麓的平楼田一个村寨就有8个土地庙之多，梵净山中周围边村寨共有土地庙近500个。

受梵净山佛教文化影响，联通了外界文明，以儒家经典兴办儒学，参与科场和社会活动，自明代中期准许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学子进入科场后，当时就有肖重望、田西鹿、李同野、敖中庆在京城号称“西台四杰”的大文人，左佥都御史肖重望疏奏在贵州印江、安化设县学，增加教育经费，在明清两代印江出了数以百计的举人、进士、翰林，还受朝廷要员修练梵净山的影响。这些要员中有明代的李皇后、李芝彦、谢国梗，清代的深持、吴秋庄、梅西林、隆参等，山中陆续出现了各类文武双全的人才，有明代骠骑将杨茂春，都府把总肖明嗣，民国时期的国大代表田嗣贞、朱仲衡，其他军事人才田惟康、田惟龙、罗大车、罗大保、廖云鹏、苏世梅等在梵净山建功立业。当代大文学家思基也是梵净山南麓腹地人。各类文武人才的崛起，为梵净山佛教文化的兴起和提高佛教文化品位奠定了基础。